惠譽變“毀譽”，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沒道理

4月10日，惠譽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發布報告，維持中國主權信用評級不變，但將評級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面”。

對此，中國財政部表示，很遺憾看到惠譽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前期我們與惠譽評級團隊進行了大量深入溝通，報告也部分反映了中方的看法。但從結果看，惠譽主權信用評級方法論的指標體系，未能有效前瞻性反映財政政策“適度加力、提質增效”對推動經濟增長、進而穩定宏觀杠桿率的正面作用。

惠譽做出如此“毀譽”行為，主要是沒有動態地看待中國財政的可持續性問題，亦即把眼睛過度靜態、機械、教條地放在財政赤字、地方政府債務、融資平臺債務等方面，而沒有公正、透明地看到中國在這些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以及產生的效果，沒有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政府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水平，特別是駕馭復雜局勢的能力。但凡用心觀察，這些問題就不會成為惠譽“毀譽”中國主權信用的理由。

首先，增加財政赤字，并沒有提高赤字率。與2023年年初預算相比，中國2024年安排財政赤字4.06萬億元，增加1800億元。只看絕對值，確實是增加了，但是，赤字率則仍然為3%，所增加的赤字，與財政收入增量是相匹配的，不會給財政運行帶來風險和壓力。而所以要增加財政赤字，也是為了在經濟運行狀況還沒有恢復到最佳狀態下，充分利用財政赤字工具，發揮財政的逆周期調節作用。一旦經濟運行恢復到正常狀態，財政赤字也會逐步減少，直至財政收支平衡，并出現盈余。如果把中國增加財政赤字當作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依據，那有些國家早就進入財政破產狀態了。顯然，這是不公平的，也是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的。

其二，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們并不否認，中國的地方政府確實背負了一定數量的債務，在極少數地區，債務負擔還比較重。但是，從地方政府債務的總體狀況來看，并沒有達到惠譽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的程度。一方面，中國政府早就采取積極有效措施，控制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嚴禁地方政府增加新的債務，且時間已經長達十多年。而在這十多年時間里，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沒有出現新的擴大，有的地方還出現了下降；另一方面，在疫情等多重因素影響、經濟運行狀況不佳、財政收入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仍然得到有效控制，說明中國地方政府對待債務的態度已經發生明顯變化，不會再隨意擴大債務。隨著經濟運行狀況好轉，債務規模也會出現下降，債務風險不僅可控，而且正在逐步化解。更重要的，中國政府不允許地方出現財政赤字，在債務規模沒有擴大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不會再出現其他方面的債務風險，也不會像美國一些地方一樣，出現政府破產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惠譽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完全沒有道理，也沒有依據。

再者，融資平臺債務結構合理。惠譽可能太不了解中國，不了解融資平臺與政府的關系。十多年前，在清理地方政府債務時，對融資平臺的債務是進行過認真分析和處理的，屬于政府債務的，全部歸類于政府債務，屬于企業經營性債務的，則歸類于企業。在此基礎上，融資平臺必須轉型為經營性國有企業。目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都早已轉型為經營性國有企業，相關的債務則也做出了明確劃分，政府的歸政府，企業的歸企業。剔除了政府債務的融資平臺，債務結構已經比較合理，債務規模也不大，將融資平臺債務作為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依據，實在有點欲加之罪。作為國際評級機構，如果在對中國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結構和分布狀況都不十分了解的情況下，就草率地將其作為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的依據，是有損國際評級機構形象的，也是不負責任的。這樣的國際評級機構，也是應當下調評級信譽的。因此，建議中國財政部下調惠譽國際評級機構的信譽指數，由“信任”下調為“基本信任”。否則，惠譽不會做出客觀、公正的信用評級，而會任性地給主權國家做出信用評級，從而損害主權國家的主權債務信用形象。（譚浩俊）